【特約撰述 / 郎亞玲】

從念台中二中的青春時期起，林經寰就給人桀傲不遜、叛逆輕狂的印象。投入校刊編輯和印刷，原本不想考大學的他，後來抝不過母親的期盼，在畫室補習了一個月，考上文大美術系。在系上，他對課業並不熱衷，內心屢屢思索著的是藝術的本質，並對未來充滿了茫然與質疑。

「清楚、有意識」地思考藝術創作的本質與其意義、價值，一直引領著林經寰踏上藝術之路的每一步。在大三上學期的一個偶然，他挪用了曾經在「王子」少年雜誌發行的《陽春麵和橘色的花》一書中的文本，將自己化身為書中小女孩，用粉筆在校園廣場一朵一朵地畫出小花，這個行為驚動了校方，但他早已有備而來，自製的粉筆受潮即不留痕跡，因而避掉校方端出的「破壞環境」的疑慮所來的懲罰。這項展演不僅讓他對自己選擇的媒材和表現形式建立了自信，更讓他跨出藝術和群眾連結的第一步，確立以「藝術本質」為實踐追尋目標，尋求藝術的影響力與感染力擴及更多的他人。

一年多後（1989），一個以「我」（The Ego）為主題的畢業展，運用多媒體裝置於華岡博物館展出。充斥著自己全裸、半裸的黑白影像，充滿著精神「叛逆」、「反抗」、身體「自由」「解放」的意象和符號，對當時才解嚴二年的台灣社會而言，尺度之大，令人咋舌。在後來集結成書的冊子中的序他說道：「你便可以看到在『認識自己』這件事情上，我做了多少愚蠢的努力，還有藉由這過程所正視到的『人』這東西」

畢業後未幾，因為家屋將被政府徵收，引發了他更多有關「空間」與「行動」的靈感源泉，陸續發表『重返家園』裝置觀念展及『家園』行動劇展演，1991年並順勢成立『人民公舍』代替空間。在「社區意識」、「土地正義」等民眾參與觀念逐漸萌芽，以及「觀念藝術」、「行動藝術」逐漸被了解、關注之際，林經寰是少數標舉左派、社會主義等立場，以隱喻象徵、反諷嘲弄等手法直接對抗資本主義結構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型態，與各種僵固之政經體制。

創作的高峰在1994年左右，他在「人民公舍」策劃《林先生祕密寶藏》展演，依據一位遊民所留下的物件做為文本，辦證正常與瘋癲的界線；生活與創作的分野，物件由參觀者共同拆解、詮釋、再創作。這介於探索、遊戲、聯想、再現的一連串行動，淺顯易懂並充滿魅力，呼應了他對藝術的信仰，從他所謂的「小乘藝術」朝向「大乘藝術」跨越，也就是藝術從「個人」創作走向參與者「群體」共同、即興的創作。林經寰認為自己對藝術的了解已臻成熟，於是提出「藝術總體」的觀念，為他經年思考人類藝術發展與現象做了總結，同時，也歸納出未來人類文化生命之大方向。是年，高雄炎黃藝術中心展出『人民公舍』與林經寰的文件與行動展演。隔年，台北帝門藝術中心亦巡迴展出。但由於他在紐約的行動藝術，因主題觸及「性」的敏感尺度，遭到美國警察驅逐入獄數日，也因此造成他爾後數年的內斂沉潛。但他點起的那把火，卻也刺激了更多對當代行為藝術、行動藝術、裝置藝術、錄像藝術的思考和討論，他的大膽創新，啟發了更多人的投入，而他自己，依舊走在實驗的路上。

一個延續七年的大展演活動，不依賴官方補助分毫，靠的是眾人的勞動力、組織力、動員力、藝術力，這不是烏托邦的想像，而是已經實踐了一段不短的歲月，號召了超過千人參與的大「創作」。這名為「苗．春祭」的活動，每年在林經寰為實踐理想購置的一塊土地上進行，由空地逐漸形成有活動、生活等空間機能的建設，一直還在進行式，首屆活動一方面慶祝空間開幕，一方面也為鋼骨結構資金到位和公昭進度。

對林經寰而言，作品不是放在畫廊買賣，也非掛在自家牆壁的一幅畫或一個雕塑；而是生活、是過程，並不專屬於藝術家。藝術作品有其崇高的「精神性」，但這精神性要透過勞動性、創意性、持續性、互動性、辯證性的過程，逐一展現，無論是廣義或狹義，「勞動性」是其中最基礎而重要的一環。如今，「紙寮坑藝術農工場」是林經寰和有志者的新舞台，它位於南投埔里的桃米坑，即往日月潭的台21線上。地處山坳，約五六百坪，溪山環抱，風景秀麗。自給自足、共學共生、集體生活、勞動創作。透過分工組織朝向藝術村的方式營運，開放任何形式的勞動/藝術/實驗工作者進駐園區，期待年輕朋友持續加入園區建設與經營的行列！

（本文作者郎亞玲，頑石劇團藝術總監，逢甲大學、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）